已经意识到了突厥经历了几十年休养生息的威胁,却又不能像他父亲的时代一样,通过挑拨离间,促成突厥内部的分裂和瓦解,属于顾着面子就没法顾里子的窘境。
杨广即位时的东突厥,已经缓过劲儿来了,更重要的是,突厥人已经摸准了隋炀帝的脉搏,或者说“中式帝王”的脉搏:爱面子,要面子不要里子,这个儒家当道之后,帝王的通病。
所以,在大业三年,隋炀帝大肆铺张地北巡榆林时,启民可汗为“圣人可汗”引荐了一群特殊的客人,高句骊。
这些人不负突厥的期望,让隋炀帝君臣都大为火光,因为高句骊不是来朝觐杨广的,而是去朝觐突厥可汗的,然后这一点让杨广十分的不满,要知道这个时候启民可汗亲自为隋炀帝的御驾拔草修路,资治通鉴有记载:于是发榆林北境,至其牙,东达于蓟,长三千里,广百步,举国就役,开为御道。
在这个突厥都已经俯首称臣的时候,高句骊居然不朝觐天子,而是去朝觐可汗,这让杨广十分的不满,在杨广看来,高句骊人就是不肯服从于以隋朝为主导的国际秩序,它是在和隋争夺东北亚的主导权。
然后他和高句骊之间就爆发了一场持续了好几年的面子战争,也就是三征高句骊。
这场面子战争本就是演给始作俑者突厥看的,是表演,也是威慑,只是“演砸了”,反倒刺激了对方的野心。
然后在大业十一年,当杨广在被突厥始毕可汗围困在雁门郡之后,整个北方的政治格局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,突厥这个庞大势力的介入,彻底抵消了围绕隋炀帝本人的正统朝廷和禁军的威慑力。
然后杨广非常果决的做了一系列的决定。
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,杨广非常清楚自己被包围对于帝国威信的伤害有多大,那相当于承认自己已经丧失了“武力优势”,如果再发生一次,等到解围时,可能隋帝国就已经不复存在,各地的隋官,早就自谋出路去了。
所以,他延续了隋文帝时代的战略布局,用他认为最可信赖的成员,亲孙子代王、越王分别镇守长安、洛阳,亲表兄李渊镇守太原,形成镇守根本之地的“铁三角”,这三人的任务就是让关中这个大隋的根本之地不止有失。
而他自己,则带领禁军主力镇守江都,一方面,避开再次被突厥围困孤城的可能性,另一方面,监视蠢蠢欲动的江南,同时,坐观关东地方的“自相残杀”。
这可不是什么愚蠢和懦弱,而是真正的目光长远,而杨广到了江都以后根本不是整日享乐无所作为,反而一直尽力维持着运河交通线的畅通和流域地区的平叛,比如陈棱统带宿卫兵攻李子通、左才相和杜伏威,杨义臣、杨善会打败高士达、张金称和格谦,王世充斩杀卢明月。
然后有意思的事来了,在大业十二年前,反叛者仍以地方的土豪、贼帅为主,也在隋炀帝派出的十二道讨捕使者面前纷纷战败,但是进入了大业十三年,反叛者开始向隋官蔓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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