少从上涨的价格中获利,因为他们通常必须在收获后不久便出售,而那个时候稻米的价格是相当低廉的。在我们经过的丹阳、太仓等地,那里的农民们在收获后的两个月内,就会卖掉他们百分之九十的准备上市的稻米。与之相比,大地主拥有保证他们的家庭生活几个月的充足财物家底,他们囤积稻米,不进入市场,直到市面上日益减少的库存促使价格上升时才出手。”
杨杰恍然:“难怪,我说怎么农民丰收后全然不见喜悦,原来根子在这里。”
“不仅仅是投机和通货膨胀导致民生艰难,国家税赋现在也越来越多地平摊到了农民身上,地主的剥削也日益严重。”
陪同安毅出访的总务处少将处长兼南京情报站主任陈瑜说道:“根据我们第四厅的调查,农民承受的负担很重,今年下半年,地主以粮价上涨和税收增长为借口,与佃户重新谈判土地契约。一方面,他们增加了地租的绝对量,另一方面,那些迄今为止一直征收货币租的地主,现在也开始坚持要以粮食来支付地租,因为相较而言,粮食比起正在贬值的货币,更有价值和更为安全。佃户们普遍抱怨地主要求他们支付正日益上涨的部分土地税,或是增加租佃押金,当佃户们反对增长地租、押金和税金时,地主们便以那些愿意支付更高勒索的农民取代他们,导致农村的矛盾越来越尖锐。
“作为这些各式各样的经济趋势的结果,地主和佃户间的冲突已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现象。一些佃户被从他们承租的土地上驱赶出去,那些仍然留下来的同意付高租的人感到了他们经济地位的衰弱――中等农户常常降到贫农地位,贫农降到雇佣劳动者的地位。田赋、减产、不利的价格关系和地租的增加,明显地损害了大多数农民的经济地位。但是,政府的种种税捐――有税金、捐款、征借、征购、征兵以及劳役等形式,却把沉重的负担加到农民身上,这深深地影响了农民对于中央政府的态度。
“此外,被转嫁到农民身上的摊派多得吓人,有什么‘捐献新兵草鞋’税、‘军属慰问’税、‘防空干部训练’税、‘卫戍部队油料’税等等。还有为救国债券、电线杆、修路、教员米粮津贴、学校设备、保长会议食物及油料、保长行政补贴,军属丧葬费用所征的税捐,压得人几乎喘不过气来。在这些税捐中,有一些数额相当大,有的比较小。约有四分之一的税捐由中央和省政府制定,略少于四分之一的税捐由地方士绅和宗教组织设立,一半以上则由乡村和保甲头目创立。”
杨杰担忧地说:“这个我知道一些,所有税捐之中,据说为军队筹措资金和供应品的征收是最重的负担。此前我们在常熟县考察,听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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