(感谢学习委员提供的资料,明朝乡试、会试不办准考证,是拿着准备好的制式答卷,前往衙门填写考生信息并盖章。前文错误已全部修改。)
在会试之前数日,士子们拿着路引和官方文书,已经去鸿胪寺报过名。
接着,又带自己准备好的试卷,前往礼部盖章,就是所谓“印卷”。王渊、金罍这种新科举人还好,往届考中的举人,还需把自己的乡试文章一起带去。试卷上填好详细信息,方便礼部安排考房和座位号。
会试流程跟乡试大同小异,也是黑灯瞎火就要入场,也是考生自己钉油布防雨。
历史上这种情况,一直到张居正当首辅才得以改变。
因为天顺年间贡院曾经失火,监察御史是个死脑筋,不敢擅自把贡院的门锁打开,烧死九十多名应考举子,伤者无数。张居正吸取以往的教训,又认为考棚条件太过艰苦,于是就拆除京城贡院的木考栅,全部改成砖墙瓦顶的考屋。
从此之后,会试考生终于不用再自己钉油布。
今年的竞争并不如想象中那般激烈,考试人数有三千五百多,比三年前那场会试居然还少了三百。
当然,主要看录取多少。
这谁都说不准,进士名额经常变动,上届录取了三百五十个进士。
半夜,三更天。
春寒料峭,众士子苦等在贡院之外,不少人冷得瑟瑟发抖。也不知是真冷,还是因为太过紧张。
此时的贡院座位有九千个,提前两天便看了座位图,以防止临考时找不到位置。
王渊与邹木挨得不远,中间只隔了八十多号。
这并非巧合。
两人都是治的《礼记》。
按照明初的规矩,《易经》、《春秋》、《礼记》、《尚书》和《诗经》,同考官分配比例为1:1:1:2:2。
其实这个比例,到了正德年间已经很不合理。
就拿弘治十五年的进士来举例,《春秋》、《礼记》各二十一人,《易经》七十六人,《尚书》七十人,《诗经》一百一十二人。
看出异常没有?
《春秋》、《礼记》二经的进士太少了,这并非个别现象,年年如此!
原因很简单,《春秋》、《礼记》经义太杂,考试的时候容易懵逼。《尚书》虽然公认的学起来最难,但只要学会了,考试其实是非常好考的。而《春秋》又难学又难考,《礼记》学起来容易考起来难。
长此以往,治这两经的士子越来越少。而治《诗经》的则多到爆炸,因为《诗经》学起来容易,考起来就更容易。
王渊当初哪知道这些,纯粹是被王阳明和沈复璁带坑里了。
但谁让王阳明和沈复璁是余姚人,那里许多世家祖祖辈辈都治《礼记》。如果按照地域划分,余姚《礼记》天下第一!
这次会试一共十七位房官,其中两人负责《礼记》。
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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